如何保障1840年的“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的再次和不断地崛起（五）
西方有些学者有这样的一种观点，我们是不是可以拿来思考一番：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那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他们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是不是我们常说的“爱国主义”，这可能还不能就此下结论，不过，应该说是有一定的成分在里面。西方的有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表现在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表现在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即，我们所说的一个国家发展的所需要的“天地人和”的大好局面。这种形式，在内部对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
毋庸置言，我国家制度创新应当成为今天的国人们所思考的核心问题。而政治制度改革是国家制度建设的最核心部分。我们近年来一直都在呼吁并且进行制度创新的试点，这非常及时。比如，这次国务院实行的“大部委制”，用外电的评论就是，“中国政府要做有限政府的政治制度的创新”。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其用意现在体会起来，尤为的深刻尤为的高瞻远瞩，一方面可以来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
邓小平同志当年的那种解放思想的逻辑思维，也是今天的我们中国的不断崛起所必需的思想保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中国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创新制度特别是民主法制制度，那么很可能就会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对形成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激发全体人民的向心力，多少是有消极作用的。反之，不能普遍地集聚爱国主义的热忱，如前所说，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的根基是不牢靠的。